第三个是骨灰盒
我和老孟是主动请缨把吴局长的骨灰送回他老家的。
长途大巴上，骨灰盒端正地放在中间的位置，我和老孟坐两旁。
我问：老孟你都退休了，真有心？
老孟长长地吐了口烟，拉开了话闸：文革时候，我年轻冲动，吴局长作为当权派，被我们戴上高帽，挂上牌子，推到邮电局门口晒太阳。
我当时想了个坏主意，那个木牌用松木拼起来，本身就重，还用水把它泡了一个晚上，挂木牌用的是一根头发丝大小的钢丝线。
吴局长晒了一天的太阳，脖子被勒出了血。
我说：你们这些造反派够狠的。
老孟低下头：文革结束后，就这事我对吴局长道歉，吴局还笑哈哈安慰我，说我都忘了，说起来真要感谢你，不是那顶纸高帽，我会晒晕。
大巴在弯曲的山道爬行，我俩沉默了许久。
突然，老孟抬头问我：你刚到局里不久，也很有心嘛。
我说起刚到局里，遇到感动的事情：
一次，我和吴局长出差，同寝一室。入夜，吴局长眼很困，却总是催我先睡。
几天如此，我就纳闷？遂将手机调好闹钟，放在枕下，寻个究竟。
黎明闹醒，竟听到邻床吴局长打呼噜如雷鸣，我心中恍然大悟，他是担心自已先睡，嘈到我入睡。
老孟叹道：一位好领导！
长途大巴在弯曲的山道继续前行……
